我读︱1959年美苏之间的“芭蕾外交”_苏联

来源:澎湃新闻      日期:2021-09-15 10:36    浏览数:9440次

原标题:我读︱1959年美苏之间的“芭蕾外交”

《美苏文化外交: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在美的首次公演》是美国学者卡德拉·彼特森·麦克丹尼尔(Cadra Peterson McDaniel)的作品。该书围绕1959年苏联芭蕾舞团到美巡演一事,深入分析了具体演出剧目的呈现与寓意,苏联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美国的实际反响等内容。而美苏对巡演成功的不同解读,表明了艺术在各自的社会和政情中扮演着不同角色。通过探究文化艺术作为某种外交手段的实际效用,麦克丹尼尔指出,文化外交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作者也借1959年芭蕾舞团巡演展开对“解冻”(thaw)概念的探讨,并对话“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外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表现”等相关说法。麦克丹尼尔把美国人对芭蕾舞团的赞赏看作“解冻”中的“春期”(spring period),而把苏联在巡演背后隐藏的政治意图看作“霜冻”(frosts)的证据。美苏双方对艺术的共同欣赏,使得巡演可被视为艺术交流层面的缓和;但苏联意在取得冷战胜利以及扩大其意识形态的目的,则使得巡演成为政治层面关系紧张的一个体现。因而,作者指出,研究苏联芭蕾舞团到美巡演,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赫鲁晓夫时期的美苏文化外交,从而对苏联的战略设计有更深入的理解。

麦克丹尼尔对“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界定取自于弗雷德里克·巴洪(Frederick C. Barghoorn)。巴洪认为文化外交是政府间宣传的一个分支,为了达到宣传目的,相关的文化材料和人员是受到操控的。在谈及作为苏联外交政策工具的文化外交时,麦克丹尼尔更强调了其在信息、艺术、科技等领域对文化材料、符号和人员的运用。在以芭蕾艺术作为媒介的具体研究中,麦克丹尼尔和学者斯蒂芬妮·贡萨尔维斯(Stéphanie Gonçalves)均关注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在20世纪50年代到西方的巡演,她们认为聚合了大众媒体和政治因素的芭蕾艺术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和外交手段。从贡萨尔维斯综合以往研究后得出,多数研究“芭蕾外交”的学者都是美国人,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美国芭蕾,对苏联芭蕾艺术的研究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麦克丹尼尔的论著为舞蹈外交研究中的苏联视角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这正是其作品的重要意义。

在本书中,麦克丹尼尔分析了苏联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政策环境、以及受传统外交影响的国际局势等多重背景;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巡演准备阶段的各项事宜,详细分析了巡演的具体剧目和美国观众的反响,并对艺术作为外交工具的效用做了评估。以下是对本书内容的介绍。

推动美苏间文化外交扩大的因素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作为有别于政治军事等传统外交方式的文化因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日益得到重视。美苏双方均有推进文化交流合作的意愿。文化外交不仅符合双方的总体战略追求,也契合美苏在这一时期的策略转向。本书主要从苏联方面探讨美苏文化交流项目得以推进的原因;其中,苏联的政局变动——赫鲁晓夫成为最高领导人,被认为是美苏能够在官方层面达成文化交流协议的主要契机。

麦克丹尼尔指出,就苏联内部而言,几任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因而其政策具有延续性。文化在苏联的语境中似乎总是与“教育、培训、鼓舞和动员”相关联,总是被用作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武器。因此,在官方的倡导下,文化艺术在苏联社会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而作为政府宣传的一个分支,文化外交的推进同样仰赖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因而对它的研究能够为探析美苏两国政府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依据。在赫鲁晓夫时期,加强文化外交是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结果。首先,赫鲁晓夫开启了去斯大林化时代,在文化上给予相对扩大的自由限度,受批判的艺术家名誉得以恢复,符合国家官方信条的文艺创新得到支持。其次,美苏关系相对缓和,在“三和路线”的旗帜下苏联积极寻求通过非暴力手段与美竞争;利用文化外交把自己塑造成热爱和平、可与之合作的友好国家;并尽力消除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负面形象,以削弱反共情绪。再次,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动荡(如匈牙利起义),也让苏联意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性,借此扭转世界对苏联行动的看法,从而促使更多人接受共产主义政策。由此,文化外交成为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苏联领导层也认识到,文化艺术对内能够提升公民的文化水平,培养新苏联人正确的政治观念;对外则可以通过超越虚假教条的现实主义图像为各阶层的人民所欣赏,从而改善苏联的形象,为苏联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文化外交于是成为总体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另一阵营的美国也认识到了非传统战术在与苏对抗中的重要性,东西交流同样成为了美国积极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实践。在裁军和避免公开化冲突的背景下,文化交流被提升为对抗苏联持续威胁的主要途径。尽管美国官员公开宣扬文化交流是一种善意的努力和改善两国关系的手段,但他们支持的文化交流项目显然是作为一种对抗共产主义的非军事选择。

最终,在美苏的共同推动下,双方于1958年签订《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的交流协议》(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Exchanges in the Cultural, Technic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美国对信息自由流动的渴望体现在协议中有关交流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条款中,而苏联的文化倡议则体现在艺术和文化代表团交流的条款中,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1959年到美巡演的约定便包含在其中。 (pp. 18)

巡演中意识形态的表达

芭蕾艺术在赫鲁晓夫时期成为苏联意识形态表达的工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在西方国家的巡演肩负着重要的文化外交使命。麦克丹尼尔认为,如何体现其意识形态特征,并起到最大限度的宣传作用,是巡演计划的主要考量;这贯穿于剧目和人员的选择,音乐、舞蹈、剧情、场景等元素的具体呈现之中。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于1959年4月16日到6月8日赴美巡演,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旧金山四个主要城市演出四场完整剧目及亮点节目(含多部作品选段)。

麦克丹尼尔认为四部完整的芭蕾剧目均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对艺术加以诠释,以求展示苏联的艺术成就并且在不经意间向美国观众传达共产主义信息。舞剧中往往利用风格鲜明的音乐和舞蹈对角色和剧情进行区分,使其成为观众容易理解的作品。同时,舞剧突出表现“群众”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群众”作为人民集体的代表,其选择倾向往往带有宣扬意识形态的目的,指向共产主义社会。

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选自莎士比亚经典作品,意在凸显苏联的编舞成就。剧目运用戏剧芭蕾的形式,表达了主人公克服自私冲动和摆脱旧社会束缚的能力,象征着历史进步,迈向更公正的社会。同时,剧中群众的选择和倾向也表明了他们对摆脱封建社会,追求进步的渴望。对于社会逐渐进化的表达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解释。

剧目《天鹅湖》是对前革命芭蕾的重新诠释,以使其切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改编既体现了对古典文化的接纳和继承,又突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信条,但相对弱化了原芭蕾的哲学内涵(原芭蕾更注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 (pp. 96)同时苏联评论家也更倾向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重新解读《天鹅湖》。 (pp. 98)作品为了更好传达马克思主义,在编舞上有所增删。如,为了削弱对男主角个人奋斗的强调,减少其舞蹈演绎,而增加面部表情、动作、音乐等表现形式。这部苏联版的《天鹅湖》旨在减轻共产主义社会中对沙皇艺术的崇拜而产生的内在矛盾,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世俗幸福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 (pp. 107)

《吉赛尔》的重点落在更新和改造古典艺术,以此证明前革命芭蕾也可以契合苏联芭蕾的新理念。同时通过创作比西方更优秀的版本,以证明苏联的制度——至少在艺术领域——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优越。在这个逻辑下,美方评论家对苏版吉赛尔的赞颂,被视为美国资本家对共产主义优越性的确认。另外,《吉赛尔》把救赎的爱作为中心主题,主角被爱所改变,预示了社会也可以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发生改变;于是男主角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可以通过文化外交等努力被改变,转变成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苏联由此可以改造美国人。 (pp. 134)

《宝石花》是新时代的舞剧,完成于1949年,但在赫鲁晓夫时期才得到苏联官方的认可。编舞者受到当代潮流的影响,有更大的创作空间,虽然挑战了戏剧芭蕾和剧院领导的地位,但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宝石花》展示了苏联芭蕾舞的现代成就和新一代表演者的才能。该舞剧因取材于日常生活而易于被理解,力图传达为伟大目标而自我牺牲的主题。当美国人开始认同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认可与不公正的社会规范作斗争的行为时,他们将慢慢接纳苏联的想法。

除了四部完整剧目,还有汇集了多部作品选段的亮点节目。多元化的选择证明了不论是革命前还是现当代的作品、俄罗斯还是非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优秀的苏联艺术家都能够驾驭。对于沙俄时期文化的认同和再造,则体现了苏联文化的内在张力——革命前的作品也能在苏联体制下被改进,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亮点节目重点突出艺术家的创造力,而弱化了意识形态因素,以此中和前面四部完整剧目对共产主义信息的强调。这样的处理有利于减少受众的反感,达到苏联的宣传目的。

对于麦克丹尼尔的分析,杰西卡·布莱克(Jessica Black)认为作者对芭蕾术语的使用是较为有限的;对舞剧的分析则主要基于作者对1950年代表演影像的研究和她个人的诠释,而不是1959年巡演。对于巡演剧目的选择,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和分析,但若能进一步参考苏联档案材料以及来自相关官员和表演者的证据,将有助于提高作者分析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另外,作者虽然对于每部剧目的具体分析各有不同,但最后都落脚在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上,论述结构和结论也较为重复,或许有碍于论断的准确性。

舞团巡演的反响与作用

对于文化手段的效用分析绝不能仅停留在政策设计、目的预期、实行过程之上,还需要对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估。麦克丹尼尔对观众反响的考察主要来源于美国各家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这也是苏联媒体报道和领导层评判舞团巡演效果的主要依据。

美国方面的评论记录了观众对巡演的热情赞颂,也传达了评论家对舞团的演出和表演者艺术才能的肯定。麦克丹尼尔认为苏联从始至终把芭蕾作为冷战武器,作为向美国人渗透共产主义思想的工具。苏联期望通过获得美国在艺术上的认同和赞赏,强化自身意识形态和影响力。美国评论家的赞美在苏联看来是得到西方认可的证据,这也坚定了苏联对艺术可以超越政治分歧,促进美国人转向共产主义的看法。然而,对于巡演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评论家们始终保持警惕而不是接受;美国民众对苏联表演艺术的态度,也主要是出于好奇、欣赏,以及彰显个人身份地位的原因。因而苏联的期望在美国注定是缺乏社会土壤而难以实现的,美国的反响也并非如苏联媒体所称的接受苏联意识形态的表现。美苏双方对芭蕾的不同设想和理解,削弱了芭蕾舞团巡演的效力,这与苏联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总的来说,美苏双方对芭蕾艺术以及巡演反响的认识和解读是不同的:苏联认为对舞团的赞美是对苏联国家的认同和赞美;而美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只是从表演层面欣赏,而没有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可。由于美苏双方的不同认识,这项文化外交的努力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并没有为长期的意识形态胜利打下基础。对此,布莱克认为麦克丹尼尔的观察是有效的,只是限于多次重复强调而缺乏更为有力的说明。

另外,作者也关注到舞团巡演期间的国际局势变化,不过巡演并没有给在柏林危机僵持的双方带来很大的缓和。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接待舞团巡演并不是白宫的题中之义,美国政府的重心仍然落在由传统外交和军事危机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上。因此,比起文化交流等形式,苏联以军事和传统外交手段扩张共产主义,才是美国首要关心的问题。

麦克丹尼尔还观察到,虽然舞团巡演在美国取得的效果不达预期,但在苏联内部的宣传似乎是成功的。苏联媒体报道巡演在美取得巨大成功,传达出已然达到展示苏联优越性的信号。对于普通苏联公民而言,这些报告旨在培养他们对国家成就的自豪感。另外,苏联媒体为使政府免受动机不纯的攻击,基本上只提供正面报道,表现苏联努力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与美关系改善的形象;这些做法维持了公众对这次访问抱有善意意图的印象。因此,芭蕾舞团作为宣传武器的效用对于苏联人似乎是更明显的。

苏联在国内奏效的策略不一定在国外也卓有成效。尽管巡演取得的效力不及预期,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观看者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淡化并没有妨碍意识形态的攻势。作者认为这次巡回演出的剧目不仅是为传达善意的姿态,更是让美国人反复接触苏联理念的尝试:表面上借用艺术的手段弥合双方分歧,实际上则把芭蕾作为持续有效的冷战武器,帮助苏联扩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因此,文化交流并不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解冻,这支持了“苏联不把文化交流看作是促进国际关系缓和的手段”的观点。这一结论表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并没有放松,苏联意图不在于从政治上缓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致力于减弱美国人的反共立场,加速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的进展。 (pp. 212)

对此,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苏联在美苏争霸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芭蕾舞团巡演更有可能是苏联释放缓和信号和彰显自身文化优势的手段。其中固然包含有意识形态因素的传达,但首要目标不一定就是追求文化上的进攻。麦克丹尼尔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思路契合了西方对苏联的主流认识,但具体到本次舞团巡演,可能需要对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苏联高层决策有更为深入的考察,才能对这次巡演有更准确的把握。另外,若研究涉及到以目的作为定性分析的主要依据,需要对对象国方面的原始材料作更全面的考察,以避过度解读之嫌。

作为观察俄罗斯的窗口,作者对后苏联时代的文化外交同样做了延伸性的考察。艺术与政治的交织也出现在有关俄罗斯官方文化政策的出版物中。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形成完整统一的俄罗斯公民——既是俄国文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当今创新发展的开创者。

艺术作为外交工具的效用

本书的亮点之一在于,麦克丹尼尔对艺术作为外交工具的深入分析建立在了解艺术这一角色的基础之上,解释了为何艺术能够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之一,并被政策设计者赋予意识形态宣传的重任,以及为何文化外交在对象国社会中收效不达预期。

麦克丹尼尔从政治和文化双重维度对1959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到美巡演进行了考察,兼顾苏联国内国外的文化和政治局势,在其互动关系中研究文化外交。其中,作者对文化在美苏社会内部所处位置以及双方芭蕾艺术发展史的观察,不仅为苏联内外文化政策的延续性提供了依据,也从观众层面解释了巡演效果有限的原因。通过对此次芭蕾巡演的详细分析,作者评估了艺术在外交中所起作用。同时,艺术作为洞察俄罗斯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窗口,可帮助学者对俄罗斯当前的文化政策和外交政策有更深入的认识。因而本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麦克丹尼尔的研究为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苏联视角,从具体案例的分析中考察了苏联的冷战战略。然而,笔者认为虽然本书的学术价值立基于此,但是这个逻辑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本书带来了局限。麦克丹尼尔冷战的国际关系背景中考察舞团巡演一事,目的是在文化交流的主题下检验艺术作为外交工具的效用,进而考察苏联的冷战战略。也就是说巡演一事完全服务于苏联的冷战战略,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旦明确了苏联的战略目标也就可推知巡演期望达到的目的。背后的战略意图决定了具体外交事件的性质,有定性先于分析之嫌;并且对巡演效果的分析着重于与其预设目标进行对比,虽然肯定了巡演在文化层面上的良好反响,但对其成功与否的衡量主要聚焦在意识形态层面,似乎缺少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见解。

对于后续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分析舞团巡演在苏联国内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以此作为对照,更全面地检验艺术工具的效用。研究对苏联国内的影响,意在观察和芭蕾艺术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否准确接收到剧目想要传达的意识形态信息;而对于东欧国家的考察,则可以探讨在意识形态相同而社会文化不同的国家内,芭蕾艺术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另外,以艺术作为文化外交的手段,其效用也体现在对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内部的宣传之上。文化外交也可以成为对内加强意识形态、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手段。

此外,本研究还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的补充和延伸。一是麦克丹尼尔在书中提出的从财政支出的占比看文化外交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不错的实证例子,但论证并不十分充分。对于美国观看巡演的人数、苏联民众观看芭蕾的频率等问题,若能找到数据加以说明,也能成为研究中十分有力的支撑。二是,麦克丹尼尔有认识到苏联舞团访美不仅是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也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手段。但作者对访美事件的内部影响关注有限,可以加以补充。三是,本书引用的俄文材料比较少,特别是对于苏联战略意图、政治政策等的探讨,多以英文分析性的文献作为佐证。这些都是未来相关研究可以进行补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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